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面临的最大压力有两项，一是短缺经济中的供给，二是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将就业安排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无统一组织的闲散人员，由地方政府组织市联社、区联社，开办各种小企业，吸收和安排分散在各街道中的待业青年；一类是中央各部委的机关大院采用批准单位下设劳动服务公司的办法，由机关单位主导并出资，开办各种小型企业，自行解决大院员工待业子女的就业问题，这也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贺院长，曾在“文革”中被列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打倒了，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将这一冤假错案平反，贺院长恢复了工作，但这种中央所属的研究机构中，大多是只懂研究的“书呆子”，找不出有组织和经营能力的干部人才，服务公司成立之后由一位将要退休的后勤干部负责管理，却无法解决大量的干部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贺院长希望能用委托管理的办法，用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解决大院中干部和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和家庭收入问题。恰巧贺院长的秘书与北京青年服务社的经理曾小凡是朋友，于是就推荐了北京青年服务社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劳动服务公司的代管单位。

贺院长专门找我们会谈了代管的问题，提出了院里的要求，并最终签订代理的委托协议，而代表服务社去担任服务公司经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就这样，我和一个助手进驻了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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