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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