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的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声浪巨大，震得人恍惚。我出门来，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迤迤然过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问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俩顺着我的话，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里，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光斑迷离的倒影里，自己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提门打开，蹑手蹑脚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起这四十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眼前。我去矿山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时候，已离家在京十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也想尝试一下另外的生活。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性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捆乡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城里来的”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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