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一直把我骨折的胳膊叫作折断的翅膀。是左臂，现在折过来靠在我胸前，用一条蓝色的围巾吊着，在脖子后面打了结，它太重了，绝不可能像翅膀。是我追公交车的时候发生的意外。为了让公交车停下，我像挥动沙锤一样在空中挥动我的购物袋，就在那时我在冰上滑了一下，摔倒了。

所以昨天我坐火车从纽约去萨拉托加，没有开车。我有完美的借口不去萨拉托加看我弟弟，但是一旦我整装待发，我就决定完成这趟旅行，以免内疚。我不介意见我弟弟，但我介意他老婆的两个小孩——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岁的男孩。贝姬要么对她弟弟托德视而不见，要么就折磨他。去年冬天她在屋里撵着他的脚跟走来走去，不管他去哪儿，她都紧跟着他重重地跺脚，吓得他边跑边叫。凯特也不干预，直到两个孩子都歇斯底里，我们再也无法压过他们的声音大喊大叫下去。“我想我是喜欢他们活泼一点。”她说，“也许他们能这样发泄一些敌意，长大以后就不必习惯性玩心理战术来获取所需。”在我看来，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只会像彗星那样燃烧殆尽。

霍华德最终发现了他要的是什么：温馨家庭的反面。曾有六年他跟一个苍白颓废的女人住在俄勒冈。关系破裂后不久，他又跟一个叫弗朗辛的更加苍白的医学预科生结了婚。那段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然后是洛杉矶的一次相亲，他遇到了凯特，她丈夫那时在丹麦出差。没过多久，凯特和她的女儿、男婴搬进他家，是他跟一个剧作家在拉古纳海滩合租的公寓。两个男人正在合写一个关于梅德加·埃弗斯的剧本，但是凯特和孩子们搬进来以后，他们转而写起了这样的剧本：一个男人相亲遇到了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女人，三个人搬来与他和朋友同住，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后来霍华德的合作者订婚搬走了，剧本也放弃了。霍华德在最后关头接受了纽约州北部一个学院的聘书，去教写作，于是一周之内他们全都被安置在萨拉托加一个凉风飕飕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里。凯特的丈夫在她搬到霍华德那儿以前就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但最终他决定不向法庭起诉争取贝姬和托德的监护权，作为交换，他需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数目比他律师预料的一半还少。现在他给孩子寄来硕大的毛绒玩具，他们简直毫无兴趣，附的便条上写着：“把它放进妈妈的动物园。”大概每个月一个毛绒玩具——长颈鹿，真狗大小的德国牧羊犬，一只塞得太满的站立的大熊——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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