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就在选举日的前不久，奥斯丁奖评委宣布了短名单，与那堆耳熟能详的大腕——伯吉斯、默多克、法雷尔、斯帕克和德拉布尔——挤在一起的，是个陌生的名字，T·H·黑利。可是没人多加注意。新闻发布会时机不好，因为那天人人都在谈论伊诺克·鲍威尔攻击首相（他正是鲍威尔所属党派的领袖）的事。可怜的特德！人们不再担心矿工，不再担心“谁说了算”，而是开始担忧百分之二十的通胀率、经济崩溃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听鲍威尔的，是否应该选工党，自立于欧洲之外。现在指望国人考虑当代小说的事儿可不是好时机。每周三天工作制已经成功地让灯火管制无须实行，所以现在整件事都被人看成一场骗局。说到底煤炭储备并没有那么低，工业生产并未受到很大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白白惊吓了一场，要不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反正所有这些都不应该发生。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爱德华·希思终于带着他的钢琴、乐谱和海景画搬出了唐宁街，哈罗德·威尔逊夫妇则重返故地。在一台正在播放的电视机上，我看到：早春三月，这位新首相站在十号门外，弓着身子，看起来颇为虚弱，几乎和希思一样疲惫。人人都很疲惫，而莱肯菲尔德宅邸里的人既疲惫又沮丧，因为这个国家选错了人。

我再次把票投给了威尔逊，投给这个狡黠的、在左翼阵营中硕果仅存的人，所以那天我本来应该很高兴才是，可我当时精疲力竭，因为前一晚失眠。我一直在想短名单。我当然希望汤姆能赢，我比他更希望得奖。可彼得·纳丁告诉我，他跟其他人都已经读过了《来自萨默塞特平原》的校样，认为这部作品“浅薄而感伤”，“充斥着时髦的消极情绪，教人厌倦”——某天在柯曾街午餐时，纳丁叫住我，跟我说了这番话。他当时大步流星，用他那把收好的雨伞在人行道上敲了两下，然后扔下我独自琢磨我的选择是否受到了怀疑，再想想我自己是否受到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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