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伯纳德一直呆在克罗兹堡区的公寓里，没有出去。他躺在小卧室里的沙发上，面色阴郁，只管盯着电视，一言不发。君特的一位医生朋友前来为他那条受伤的腿作了检查。虽然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他还是建议伯纳德在伦敦拍个X光片。临近中午时，我出去溜达了一会儿。街道上一片狼藉，脚下到处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热狗摊位周围扔满了沾着芥末酱和番茄酱的纸餐巾。下午，趁伯纳德在睡觉，我读了些报纸，并把我们前一天的对话记录了下来。到了晚上他还是不想说话，于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还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里喝了点啤酒。节日的庆典又开始了，但我已经看得够多了。一个小时内，我回到了公寓。十点半时，我们俩都睡着了。

伯纳德第二天早上飞往伦敦的航班，比我途经法兰克福和巴黎飞往蒙彼利埃的航班只早一个小时。我已经安排了詹妮的一个弟弟去希思罗机场接他。伯纳德显得精神了一些。他撑着一根借来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适合他），蹒跚着穿过泰格尔机场的候机楼大厅，用拐杖招呼来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预订过的轮椅。对方向他保证，轮椅会在机场登机口那里等候他。

当我们朝登机口方向走去时，我说：“伯纳德，我想问你一些关于琼的狗的事——”

他打断了我的话。“关于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那我就告诉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关‘与邪恶相遇’的胡说八道统统忘掉。全是些宗教的套话。不过，你要知道，是我告诉她丘吉尔的黑狗的故事的。你还记得吗？他时常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便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我想他是从塞缪尔·约翰逊的书里找到这句措辞的。所以琼的观点是，如果一条狗代表了个人的抑郁，那么两条狗就是一种文化的抑郁，对文明而言，这是最为可怕的心态。说真的，这主意不坏。我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在查理检查站时我想起了它。你知道，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的那面红旗引起的。我想他们甚至根本就没看见那面旗。他们当时喊的话你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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