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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的赤脚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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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过客达达的马蹄》里引述一些前辈的经历和观点,说明老一辈中国人经过战乱流离,一心盼望国家安全,百姓无恙,风调雨顺;新一代中国人长期顺境,没有苦难意识,相信民主,相信科技,不能接受任何维护民族主义的法律概念。一位来港定居九年的秦先生托我一位朋友传话,说是读了《过客》一文百感交集,既同意我的分析和顾虑,也不能不想到大陆上几经政治风波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秦先生说,他们的苦难感是“深刻的、不易磨灭的”。《过客》一文主要说香港回归前新一代人的心态;我心中当然也想到大陆上二、三十岁人的情况,他们也不会有太深沉的苦难感,文革时期毕竟还是些娃娃。秦先生说的当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听了朋友转述秦先生的话,我心里很难过,格外怀念大陆上我认识的所有中年、老年师友。

(二)

我在《明报》副刊上读刘再复的文章,感触常常也很深,觉得他写得真好。他过去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教授。我不久前才读到余英时先生给他的散文集《西寻故乡》写的序文。余先生引经据典,阐释“西寻”和“故乡”的历史源流,描绘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苍凉的旅程,给刘再复的命运下了深刻的脚註。最近,《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请刘再复加入《三少四壮集》笔阵,第一篇写的是《努力做一个人》。他说他心中淤积的苦难记忆实在太多太重,那是“本世纪下半叶故国土地上集体性的经验”,所以“还有话要说”。文章里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我两次到台湾,留心过同龄的作家学者,这才发现,他们具有许多大陆作家学者所没有的长处,例如,他们一般外文的水平都比较高,国际资讯的掌握都比较丰富,言论举止都比较平和平实,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天生不足,这就是缺少苦难记忆,与此相关,也就缺乏大陆作家所普遍经历到的心灵大震荡、大分裂和大痛苦,於是,也难有大爱大憎大悲伤与大欢乐。想到这里,便觉得苦难记忆乃是一种精神宝藏,不妨把它挖掘出来。”香港成长的作家学者跟台湾的作家学者也很相近,只是外文水平容或更高,中文水平容或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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