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民国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有一段记他“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他说：郭沫若自己出来应门，手抱襁褓儿，跌足，穿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也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只记得他脸狭长。徐志摩接着形容郭沫若房子很小，陈设也乱，小孩羼杂其间，踤倒了要父亲抚慰，流鼻涕要父亲揩拭，都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坐定寒暄，成仿吾也下楼，主客都没什么话说：“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五时半辞去，“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说上次有郁达夫在，房子稍整洁，谈话较融洽云云。

我前两天居然在商务的旧书架上买到左舜生的《万竹楼随笔》，正是一九五七年我十五岁那年读过的版本，恍如隔世。左舜生说，“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几位，他比较喜欢郁达夫。郁达夫在小说《采石矶》中借黄仲则和洪稚存的口吻大大骂了戴东原一顿，虽说也在骂胡适，毕竟有艺术，比成仿吾高明多了。左舜生也认为徐志摩人最热情可爱，成仿吾那样谩骂“新月派”，他还是热心去和他们“打拢”。左舜生说：从徐志摩这段日记，也可看出达夫又是一种气象，“假定志摩达夫至今还在，志摩自然不会去喊‘毛泽东万岁’，就叫达夫去喊‘亲爱的钢’，大概也喊不出来的”。徐志摩说郭沫若当时虽然憔悴，却是“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彷彿暗示他将来必有出头之一日。旧式读书人果然注意一个人的面相；生逢乱世，难免更是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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