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视上重看Regarding Henry，还是觉得很出色：纵横法网的律师，一旦中枪失忆，重新起步学做人，慢慢发现自己过去的世界处处扭曲是非，违拗人性，毅然返璞，执意拼凑良知的碎片，领着自己和家人走出浮华而龌龊的名利走廊，走向真诚的净土。这样平凡的故事，竟自然流露出道德勇气的讯息，让人在荒谬的深渊中邂逅一丝希望的曙光，洵属美事。哲理常常是平板的，阐释哲理的寓言才是历代艺术工作者赖以攀登创作高峰的阶梯。这里面纯技术的难关容易克服，创作者心智品味的高下却骗不了人。以电影艺术而言，我一向偏爱欧洲和中国大陆的作品，觉得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心中多多少少都飘浮着忧患意识，有大地的老根，有传统的脉搏。好来坞历年不少批判美国意识的影片也非常隽永；由於他们的电影圈里不乏欧洲型的饱学之士，不论悲剧喜剧，往往都会体现沉厚的深度。香港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国语片都是南迁文化人的心血，成绩不俗。沈鑑治前不久所写的电影系列文章虽以袁仰安的电影事业为主线，却也清楚点出那一代电影工作者的心路历程：那个时期的香港国语片是延伸大陆乡土意识的产物。甚至后来崛起的李翰祥、张彻，他们的作品也都没有剪掉连接文化母体的脐带。胡金铨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在聊天中劝他拍中国人物传记片，包括他潜心研究的老舍。金铨是有文化历史感的文人导演，未必适合拍摄小桥流水的张爱玲，肯定可以驾御风雪夜归的舒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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