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金铨问许鞍华：“影片里出现两列火车，一列从左边飞驰而来，一列从右边飞驰而来，终於迎头相撞了。导演要让观众看到其中一列车的火车头正面冲到观众眼前，轰然巨响，碎片四溅。换句话说，等於火车撞上摄影机的镜头。该怎么拍？”许鞍华和我们几个人还没有想出答案，金铨说：“用一块大镜子竖在火车轨上，让火车撞上那面镜子，而摄影机则在一边对准镜子里的情景开拍。效果会很真，惊心动魄！”那是七十年代在伦敦我家里吹牛的岁月：许鞍华还在电影学院念书，陈绍文刚在法国过完流浪的生活，詹德隆和我在广播电台里卖翻译、卖声音。金铨刚拿了康城影展的大奖，经常到伦敦谈生意，找资料写他的老舍传，三更半夜带我们摸到傅聪家里去聊天。他每一次来都住在城里好漂亮的Portman酒店。有一次我们在咖啡厅里喝茶，他跟水建彤先生大谈清末民初的野史，天花乱坠，绘声绘影，像亲眼看到似的，我们都听傻了。

（二）

金铨渊博。他记性好得吓人，什么书都过目不忘，语言天份又高，各地方言都应付得了，说故事特别好听。可是，胡金铨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情操。正因为他绝对不唱高调，正因为他绝对拒绝低头，正因为他只顾默默坚持他的原则，看他得意，我很感动；看他不遇，我很难过。看他偶然迫不得已做出一些艺术信念上的让步而终归失败，我更觉得他一生的执着是值得的。金铨到底是满身散发着中国乡土气息的读书人：他的作品没有描写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的空间；他镜头下的人性不是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的人性；他标举的是东方传统的侠义精神。在那样超现实的境界中，儿女私情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禁欲主义昇华成近乎冷傲的高度。大冬天里，金铨也常常满头大汗；可是，他的艺术创作却永远是冷的。那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神髓。在他的电影语言的阐释下，萧萧风过之处，摇荡的芦苇丛中，依稀拂不掉千年的民族孤寂。他於是揭开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篇章，受到国际电影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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