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鹿鼎记》在报上连载期间，有一天，宋淇先生遇到查先生，谈话中不免提到这部新作。宋先生说，这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antihero），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宋先生还说，《鹿鼎记》写作手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彷彿十八世纪大诗人蒲伯（ Alexander Pope）的“仿史诗”（mockheroic）。蒲伯的《秀发记》（Rape of the Lock）写两大家族为一绺头发而吵闹，其实蓝本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两大城市争夺绝代美女海伦的故事，还有密尔顿《失乐园》中上帝与魔鬼之争，极尽讥讽嘲弄之能事。金庸听了兴致勃勃，请宋先生整理出来将来做书评。宋先生结果并没有写出这篇文章，退休后转而重读金庸全集，写了劄记，出了专书。《细读金庸武侠小说书后》一文，就在我编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二）

宋先生研究金庸、研究《红楼》、研究古今中外的经典与非经典作品，要不是身体一向不好，他的学问一定更渊博，他的著作一定更多。那天晚上乔志高先生长途电话告诉我宋先生过世的消息，要我转一篇悼文给《明报》发表。夜已深，天上没有星星，我们的社会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象徵“社会良心”；宋先生一生事业却象徵了“文学的良心”。我登过他的一篇长文《不定向东风》，写於霍克思（David Hawkes）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两大英美汉学家隐退之后。宋先生说，霍克思是继Arthur Waley之后第二代的中译英泰斗，“他们的特长是非但译好书，而且译成好英文，因为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体家。这在不再讲究文字的今日社会已不多见。”宋先生也始终讲究文体。他的评论文章和翻译作品、他的创作甚至他的书信，从来没有放弃推敲字句的权利。而他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是他对人生与文学的品味。在文艺庸俗化的时代里，宋淇不忘给大观园点灯、给诗人角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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