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

尽管曹聚仁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尽管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张舜徽先生无愧为学问的通人”，并认为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一代通儒”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少有人提及张先生的《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和《清儒学记》，更别说他的《清人文集别录》（下文简称《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下文简称《条辨》）了。或许如今的学人根本就没有将这两本书视为“学术史”，好像只有李学勤先生说过《条辨》“是专论学术及学术史的著作”，并说该书是他时常翻阅的枕边读物。

我国古代可称为“学术史”的著述不外乎两类：一为目录学或校雠学（张舜徽认为称“校雠学”更准确），一为学案或学记。前者通过对“书”的归类来明簿录体例，后者通过对“人”的阐述来辨学术流派；前者可以说是“物以类聚”，后者可以说是“人以群分”。二者学术理路虽有不同而学术宗旨却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其旨归。张舜徽先生的《别录》和《条辨》当属前者，《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三记”则属后者。十年前我曾翻过《别录》与《条辨》，当时未能识得二书的深处与好处。近日又重读二书的新版，自觉所得超过自己读过的任何清代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一类著作，以“别录”这种体式来总结清代学术，自有其他学术概论或学术史所不可替代甚至无法比拟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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