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次书籍离不开“辨体”“辨义”和“辨人”，而作为对《汉志》的“通释”，当然也少不了辨伪：或辨典籍属伪书，或辨其内容为伪造，或辨作者属伪托。这同样也是“知识考古”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汉志》进行辨伪相当复杂，有时典籍既属伪书，作者也是伪托，这种情况是书与人都伪。如上文论及的“道家”类《关尹子》，关尹子其人就是子虚乌有，《关尹子》其书又岂能为真？

人与书均伪还可再细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有时伪书内容全属伪造，这种伪书就一无可取；有时伪书中有真事、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学派所谓“伪书中有真历史”，这种伪书便有很珍贵的历史价值。《通释》很注意对作者与书籍辨伪，但对伪书并不是一概弃如弊屣。《汉志·诸子略》“道家”类首载“《伊尹》五十一篇”，并注明作者即“汤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样注明作者“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梁启超怀疑在文明初启之时，怎么可能写出几十篇或几百篇如此大篇幅的著作？因而他说二书“可断其必诬”。《通释》在二书叙录中不仅也断其书为伪，还分析了古人作伪的心理动因：“君人南面之术，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论始有所传。其不起于夏殷以前，无疑也。顾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术虽已萌芽，初但口耳相传，至周末诸子，各述所闻，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修务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可知诸子之书，例多托古，不足怪也。”只有像张先生这样深明古书通例的人，才会写出这种入情入理的叙录，不只是满足于简单地指斥其伪，而是细致地分析先秦普遍作伪的原因。还有些学者一见其书既然属于伪书，便断定其义必然无取，张先生则认为周末诸子很多书虽为依托，但书中内容并非全是伪造，如他在《太公》一书的叙录中说：“上世言道术者，为使其书见重于世，故必依托古初，高远其所从来。言道术者之必推本于伊尹、太公，犹言方技者之必推本于神农、黄帝耳。此类书战国时兴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尽后起臆说也。学者籀绎遗文，可慎思而明辨之。”其书虽为伪托但义并非杜撰，战国时期这些伪书仍值得后人细读明辨。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也强调“伪书不可尽弃”：“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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