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辨学术流派发展与变异的同时，《通释》还非常注重阐释各家各派的承传与断裂，各种知识的兴盛与消亡，并揭示学术和知识产生、承传、断裂、消亡的深层原因。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有些当年的“显学”成为“绝学”，如墨家由社会上从者如流到人们觉得“俭而难遵”《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1页。">，墨家在墨子之后便无其传者；有些知识技术从公开转入地下，如《汉志·方技略》“房中”类中所载的大量有关房中术典籍，到后世文人就羞于写这方面的东西；有些一时如日中天的学派随着改朝换代就偃旗息鼓，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到汉后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中国的知识界由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变为汉武帝后的一家独唱。

到底有哪些知识成了绝响？有哪些技术转入地下？《通释》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知识界的繁荣局面，勾勒了过去学术知识的历史轮廓。

《汉志·方技略》“房中”类中载有研究“房中术”的著作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之多，某某“阴道”明显是讲男女性交的方法和技巧，《黄帝三王养阳方》一看书名就知道该书讨论的内容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壮阳术”。王朝钦定的正史中居然收录了这么多有关性交、壮阳和男女生殖器的书籍，《汉志》“房中”类小序中更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虽然学者通常认为《汉志》的总序和小序主要节略向、歆父子《七略》的旧文，因而主要代表了向、歆父子的观点，但这些总序和小序即使不被班固修改润色，它们所表述的观点至少也为班固所首肯。刘、班都是两汉方正博学的大儒，他们坦然地宣称性交是男女性情的极致，是人类至道的顶点，这对于后世那些一本正经的经学家和理学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听到男女交欢都会掩耳而逃。《通释》的叙录阐述了古人对性的态度和在后世的变化：“古人于男女阴阳交合之事，非但不讳言，且用以教人。《白虎通义》有云：‘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据此，可知古人易子而教殆由于此。斯说虽不见于他书，要必有所受矣。古人施教，必举阴阳夫妇变化之事谆谆言之者，盖以其间有关卫生养身之术，不可不于未成年时详说之，犹今日学校为青少年讲授生理卫生课，无他意也。”《通释》敏锐地指出古人并不“讳言”性，因为性在古人眼中是一种自然的生理需求，而且交欢是男女性情快乐的极致，可在后世的士人眼中，性成了一种丑恶的兽性发泄，一切与生殖无关而只求快感的性行为都在谴责之列，于是，坦坦荡荡的性就变为遮遮掩掩的性，“性爱艺术”就变成了性欲秽行。有头有脸的正人君子再也不会写什么“房中术”著作了，已有的此类著作或者转入地下秘密流行，或者逐渐归于消亡。儒家思想越到后世越固陋褊狭，在以这种思想作为主导话语的社会里，性就主要不是一种生理行为，它首先是一种关涉个人伦理和社会规则的知识形态——怎样的性行为才符合社会道德？与什么人发生性关系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性行为具有什么目的才符合社会期待？以快感为指向的性行为，即使不是万恶之源，也肯定要被千夫所指。性在汉以前还只是单纯的生理需求，社会上还没有什么性禁忌和性压抑，所以人们的性行为自然就“乐而有节”，在性变成一种羞羞答答的丑行后，性压抑和性禁忌也随之出现了，有性压抑自然也就会出现性放纵，就像饥肠辘辘的人一看见食物就容易贪食过饱一样。《通释》指出古代易子而教是由于青少年教育离不开性教育，父子相教当涉及男女性生活时多有不便（顺便说一下，《孟子》对易子而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可知性教育是古代青少年教育重要的一环，也说明古代对性的态度比后人反而更加开明。即使在如此开放的今天，青少年的性教育对我们父母来说仍是难题，在孩子面前谈性还是半遮半掩。我国自汉至今近两千年历史时期，性话语在主流话语中沉默失声，性行为在上流社会里则趋于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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