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集部的起源与流变”之前，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集部和文集。“集部”是我国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第四部，它是各时代文集的总汇。所谓“文集”就是作家们各类作品的汇编，古代的“文”通常是各类体裁的泛指，并非专指散文这一种文体。集部主要包括作家的别集和总集。别集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汇编，总集是各个朝代、某一朝代、某一文体的总汇或选编。

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要数集部的书籍最多，也要数集部的书籍最杂；要数集部形成最晚，也要数集部地位最低。集部中别集的作者和总集的编者都是“文人”。到南朝的时候，“文人”被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以与《儒林传》中的经学家和人文学者相区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中的这些“文人”，并不是秦代和西汉所说的“文学士”，那时的“文学士”与“方术士”并列，“文学士”相当于今天的人文学者，“方术士”近似于今天的技术人员，《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人”就是现在常说的作家诗人，古时也称他们为“骚人墨客”。开始，“文”与“学”没有“分家”，学者可能同时又是作家诗人，《汉书》中只有《儒林传》而没有《文苑传》。扬雄既是大儒也是辞赋家，他的经学著作有《法言》《太玄》，小学著作有《方言》和《训纂》，古代小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收录了《扬雄赋》，扬雄与司马相如同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不过，扬雄本人从来以“大儒”自居，对自己的赋家身份则十分不屑，甚至公开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三国时期虽然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他的弟弟曹植仍然“耻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初唐的刘知几还是“期以述者自命，耻以文士得名”，甚至伟大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直到清初顾炎武还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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