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上的“绝识旷论”，不只远迈前辈和时流，很长时期内还引领后代；他文献学的这种知识论取向，在古代文献学家乃至在整个学术界都十分罕见，难怪他久久在时人和后人中找不到学术知音，难怪他发出了“物稀则价难平，人稀则人罕识”的孤独浩叹。

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德性文化，文化的重心是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其价值目标就是道德君子——成为圣人或者贤人。要成为道德君子只须修养和完善自我，用不着改变社会和改造自然，因而人们也就不太重视对社会制度的探索，也不太关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着力点只是反求诸己的自我内省，久而久之，泯灭了对外在自然的好奇，冷淡了对社会与自然知识的兴趣，并形成贵“德”而贱“艺”、尊“形而上之道”而轻“形而下之器”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古典文献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史、子、集四部全都属于人文知识，没有一个部类是以属于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的学科命名，如天文、地理、草木昆虫、医方、算术、技艺甚至经济、语言等等，都被文人学士贬为“技”“艺”“器”一类的知识类型。这些非“经”非“史”非“子”非“集”的知识类型，只能淹没和消融于经、史、子、集之中，失去了与四部并肩而立的地位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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