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籍是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典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典籍分类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类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典籍分类的变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死不相往来”。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以后大多在“四部”基础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最终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

关于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争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所以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若干篇，从来不说有文集若干卷，建安以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纷汇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在《汉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体裁仅收诗赋两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体裁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籍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两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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