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代没有一个诗人是按“人民性”的那几条规定去写诗的，假如批评家不将诗歌或诗句从他们创作中抽离出来或断章取义，而是从整体上去把握一个优秀诗人，那么就没有一个诗人能完全符合“人民性”的规定，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有不合甚至违反“人民性”的地方。如被奉为“人民诗人”的杜甫，研究者常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名句作为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证据，可诗人就在这两句下面紧接着便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称自己忠君就像“葵藿倾太阳”那样出于内在本性，可见他的忠君与爱民都同样地自觉与真诚。对于杜甫来说，人民与皇帝并不像革命与反革命那样形同水火，爱民和忠君自然地统一于他一身；而对于以“人民性”论诗的诗论家来说，诗人既爱最高统治者又爱最底层人民这一行为的确给他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所持的这把“人民性”尺度只能肯定杜甫的一面而否定其另一面，因而，当代的杜甫专家总是着意渲染杜甫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的批判和憎恨，而对他那些有违“人民性”的忠君护君诗歌或者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声历史、阶级的局限，或者干脆说这是诗人的“愚忠”。大家对诗人爱民的一面大肆张扬，对他忠君的这一“历史污点”遮遮掩掩。杜甫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历史关头高唱“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讴歌“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很少有人从正面去探寻在安史之乱的历史时期，诗人这些忠君尊王的诗歌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肯定的伦理内涵？是否具有稳定人心和增强凝聚力的历史合理性？也很少有人追问：忠君和爱民为什么和怎样统一于杜甫一身？这种统一具有哪些文化、历史和心理原因？将“人民性”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必然只是肯定与“人民性”内涵相合的东西，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与“人民性”相违的诗情诗意，因此，必然会割裂和肢解诗人生命存在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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