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士庶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的情感基调

《文心雕龙·时序》说东晋虽“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士人身历去国的仓皇和流离的痛苦，眼见政局的动荡和国事的衰微，但这都无妨他们体气的平和与精神的超脱，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东晋文人虽然看惯了杀戮、动乱，他们笔下的文章却日趋“和平”。可是入宋后士人的心境便失去了前辈的那份宽舒从容，“辞意”也不像前辈那样“夷泰”恬静。元嘉时期门第不论士庶之隔、仕途不论显晦之殊，诗人们心灵深处无一不“内怀忧惧”与愤懑，他们的心境大多变得躁动不安，可以说“忧愤”与“激荡”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本文将阐述元嘉时期诗歌这一情感基调的特质，并探询形成这一情感基调的深层动因。

东晋的衣冠士族“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在士人们看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他们身处政权的中枢却又全不以国事为意，“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人才显得超脱清远，而尽职徇务的人反而被嘲笑为“尘下俗气”。《世说新语·简傲》中的两则记载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华宗贵族居官处事的态度：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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