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存在方式

陶渊明认为“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饮酒二十首》之三），绝不能使宝贵的生命成为猎取声名、利禄、权势和富贵的工具，生命存在的本身就自成目的，真实而不虚矫地坦露生命的真性便是存在的首要课题，因而他将“任真”“自得”作为自己最高的人格理想（参见《连雨独饮》《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萧统也以“任真自得”品其为人，苏轼对他的为人之“真”更是赞不绝口：“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种“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呈现为“委心”与“委运”的存在方式。

“委心”这一存在方式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出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委心”的本质就是让生命本真地存在，率性而动了无矫饰，任情而行不待安排。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不违本心与不违本性是同一意思，听任本心的自然也即顺其本性的自然，他没有用过《中庸》中“率性”或《孟子》中“尽性”这两个理性色彩很浓的字眼，而较多地使用“称情”“肆志”一类情感化的词句，“称心”“纵心”等词在陶集中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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