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所论及的人伦主题外，对陶渊明道德阐释的另一重要主题便是忠君。

颜延之以入仕新朝的身份自然不便于在《陶征士诔》中涉及陶渊明的忠晋问题，不过，他在诔文中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不仅如陶澍所说的那样“隐示史笔”，而且也明示不当以陶渊明为宋人。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并成了历代论陶者聚讼的焦点。稍后萧统在《陶渊明传》中重复了沈说的前半部分：“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以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略去了沈约甲子纪年的那部分内容。沈说历齐、梁、陈、隋、唐几朝都没有引起争论，唐初《晋书》陶传未采其说，而《南史·隐逸传》又将沈说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

这种既无人提出异议也少有附和的现象，不见得就是这五个朝代的士人都赞同此说，倒很可能主要是以上几朝忠君观念在士林日趋淡薄，因而陶渊明是否矢志忠晋不像安史之乱以后的士人看得那么重，陶诗中是否甲子纪年问题也不可能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南朝的世家大族有固定而优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谁当皇帝他们都同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君统的变易和朝代的更替既然对他们的地位毫无影响，他们对此的态度也就苟且冷淡。在南朝频繁的“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如宋受晋禅时，便由东晋重臣谢安孙谢澹授玺，王导孙王弘等人转脸便成了新朝的佐命元勋。他们把禅代授玺看作不过是将一家物给于另一家而已。在这样一种“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士风中，沈约所提出的陶渊明拒仕新朝的政治操守之不被人重视就毫不足怪了，就是沈约本人也“历仕三代”，史家称其“昧于荣利，乘时射势”。隋朝和初盛唐时期，儒学在社会上尚未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家所强调的君臣观念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和发扬，武周篡政不仅没有引起长期的道义反弹，甚至很快得到了士林的认可和合作。由于武氏不久便归政于李唐，李唐王朝又继续维持着帝国的强大和统一，人们一时还看不出忠君观念淡薄对唐王朝乃至对封建社会秩序所造成的致命危害。等到安史之乱中许多士人附逆和失节，随之又出现长期的藩镇割据，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历史关头，为了维护统一反对割据，尊王忠君和拥护正统的观念又重新复苏，并成为许多士人的一种道德自觉。在安史之乱中和乱后拥护正统和维护统一（这二者在当时是一回事）的颜真卿，对《宋书》中所谓陶渊明“不屈身后代”和甲子纪年反响强烈，并作了浓墨重彩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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