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上章阐述了陶渊明如何超脱死，这一章我们再进而看看他如何安顿生。生与死本来都内在于人的存在，它们同属于生命一体的两面，死的超越必须通过生的决断来实现，生的安顿则只有在面临死的深渊时才有可能。将死的超越与生的安顿分拆开来论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暂且以肢解生命的浑然整体来迁就逻辑的明晰条畅。

在我国古代数得着的几位伟大诗人中，屈原与陶渊明都不断地让自己面临死的“边缘状态”，让自己反复地咀嚼、回味、沉思生与死的目的、意义、价值，由此展露出人性的美丽与崇高。不过，他们两人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体认并不一样：屈原置身于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认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辅佐明君施行“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即使在沉江自尽之前他仍“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他往复思维吟叹的虽不离生与死，但其指归却是政事、国情与君恩——政治是否清明，国家能否强盛，君恩可否重降。总之，屈原的生命存在及其对生命的体验都萦绕于具体的国事政争。相比之下，陶渊明由于远离政治的中心，因而他的生命存在及其对存在价值的体认要超脱得多，他更多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和生命的理想境界。如果说屈原的生与死都纠缠于一时的具体王政，那么陶渊明的生死反思则直指存在本身，所以，他们体验生命的意向自然也就完全不同：前者在政治腐败，国君昏庸，“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荒谬时代，追问的是自己应该是死还是生；后者在意识到个体生命“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时，在明白“老少同一死”（《形影神·神释》）的生命归宿时，追问的是自己应如何来安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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