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在波登当（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争时，我开始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发生兴趣。1983年初，安特卫普的一位同事——简·德斯迈特（Jan Desmyter）告诉我，他曾看到一群来自扎伊尔的病人患了一种类似爱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时的同事曾治疗过30多个患这类疾病的人。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虽然比利时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对扎伊尔的控制，但两国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关氛，任何扎伊尔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负担得起治疗费，总要想方设法到比利时去医治。我曾在扎伊尔呆过，知道只有远远低于该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负担这种医疗所需的旅费。因此很清楚，在扎伊尔一定还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瘟疫正在酝酿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领导人吉姆·柯沦（Jim Curran）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讨论。他也认为在扎伊尔一定还有非常多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应当对简所作的报告继续采取行动，并向我保证“疾病控制中心”将给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给美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发了一个电报，该电报转给了住美国商务处的科学参赞塞斯·温已克（Seth Winnick），我请他与卫生部首席顾问卡利萨·鲁蒂（Kolisa Rufi）联系。利用大使馆作中间人，我可以使鲁蒂了解在比利时发生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请他考虑能否由政府批准让我们到扎伊尔去进行一次调查，9月份，我们获得了他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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