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来信，我被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离开学已不到十天。我马上就要投入基础医学的研究了，而且这也将是全面的医学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认识到我是被那些学科吸引得着迷了，而杜克医学院并不开设那些学科。

入学的第二学年中间我找到小儿科权威教授萨姆·凯茨（Sam Kats）。

我告诉他说：“我在非洲有一定经验，我有兴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能不能请您给我一些指示和建议，在我选读基础医学期间应选读哪些学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经验？”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汤姆·韦勒（T0MWel1er）学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工作。”

我便飞往波士顿，拜访托马斯·韦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还略微有点保留的活。虽然早已进入中年，他脸上仍带着一点稚气。他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热带医学系系主任，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病毒学家，曾因分离出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虽然从来没有在公共卫生学院收过一个单纯学医的学生，他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毫不犹豫地转到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三年级学习。

韦勒教授长期以来就很赞赏“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化成就。事实上，我的五个同班同学已经在为该机构工作了。韦勒教授建议我也考虑参加这个“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继续上高年级的课程。当快要开始做实习医生时，我向“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请。萨姆·凯茨已经培养了我对儿科医学的兴趣，于是我就到费城儿童医院在C·埃弗里特·库普（Dr，C.Everett Koop）医生指导下做小儿科实习医士。库普医生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犹太教教士。他是个极好的老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绝大多数外科病案是很小的儿童，其中许多孩子受着严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带来的缺陷。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够向病儿父母直接明了他说清病儿病情的性质。他让病儿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险性。他一方面从不过分乐观，同时也尽可能现实地让病儿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属建立的友好关系对我是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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