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说：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类，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又曰：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

苏轼寄身于这样繁华的社会之中，生活在这样奢靡的风尚之下，且自元祐还朝以后，他已是位高望重的名流，不复当年清寒学人的身份，交游遍朝野，士夫争迎迓。于是，饮宴在他日常生活中，也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苏轼着意饮食，讲究口味，酒量虽然不大，却是喜饮，尤其欢喜于微醺中击拍听歌，欣赏筵边莺燕的旖旎风光。席间若是熟人，则又可以大大发挥他诙谐的个性，谑浪调笑，非意识地用来发泄他过人的聪明和机智，早已把一句谑言得罪了洛学大师，惹来满身是非一节，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韩康公（绛）于元祐二年（1087）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秋冬间，从颍州进京来陛辞，皇帝留他在京过年，观赏上元灯景。韩绛曾经接替王安石为相，与吕惠卿二人同守安石成谟，继续推行新政，人称“传法沙门”者是。在元祐更化政变中，他是下场最好的一人。苏轼是韩康公省试的门生，依礼往谒，康公殷勤置酒留饮，但是苏轼作《次韵韩康公置酒见留》诗，只是称誉韩家的富贵气派，反面看出这勉强侧身贵族之家的诗人，落落寡合之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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