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耳，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

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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