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要人坐罪，需有证据，要兴大狱，需先掌握丰富的资料，所以御史台人，在这方面，做了甚多努力。何正臣随状缴进了坊间出售的木版印本，舒亶所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又检会送到题名“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这三种都是市上的通行刊本。其余，散落在有关人士手上，尚未刊印的，一定还有很多，不能遗漏，所以御史台复行文州郡，收取境内苏轼所遗诗文，如诗集自注说：“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文）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即是一例。

如此大力搜索，然后一条一条取来勘问，堂下的罪人，自然有避讳的，也有遗忘的，就三番四覆地寻根究底，逼得你非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隐讳，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缴纳。兹就勘状中所说的，举二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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