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拓者的优势在于，他不仅可以了解该领域的全貌，还可以发现“金矿”并占据最有前景的研究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我始终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进行全面理解，似乎想要用一个大网尽可能地将可控范围的领域全部笼罩起来。首先是书籍方面，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整理了几抽屉的参考书目卡片，以及自1936年以来这方面的英文资料，甚至还包括我返回哈佛之前的一些著作。我想了解每一位出版过有关中国研究著作的作者。由于语言学习占去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项工作也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多亏有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帮忙，前文提到的各种附有内容介绍的描述性书目的汇编工作才得以完成。

其次，我想了解该领域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集会或研究协会的年会之间，非常忙碌。最终形成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惯例，包括进行讲座、参观学术中心以及会见各界人士。通常，我会事先安排旅行日程，这样在前往某地的途中，我可以在别处停留来查看我想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中国，就得四处走走。”我以实际行动表明我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这件事。多年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已去过很多地方，并与各地有关人士进行过数百次的谈话。

我到处发表演讲的推动力要归因于一种类似传教士的热情（我注意到赖绍华也有这样的热情），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其他地方要普遍得多。我猜想，许多持有老派观念的人多少会对这样的行为方式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一定会惊讶，究竟是贪婪还是权力或是狂热盲信的驱使，让我们这样充满干劲。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事业创办人固有的热情和抱负，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兼并活动而来的那种向外扩张的一种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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