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我从“战区”（即战争或实际工作所在地）返回行政首府华盛顿，这是一个各战区的有关机构代表的聚合之地，所有人在此竞相寻求决策中心的关注。我能够同情一位国会议员从受到洪水、暴风及其他天灾人祸蹂躏的选区赶回华盛顿希望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而我又如何将目睹的战时中国的迫切需要向处于一片混乱的华盛顿提出呢？我发觉自己不得不作出调整，从以人际交往为主的重庆生活转回到非人际交往的官僚主义盛行的华盛顿。尽管如此，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已经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了，而是关联于具体的人和情况。这有助于我针对美国的政策提出问题。

从战时的中国走出来精神上需要一个过渡，其过程首先起于昆明。再次进入美国军队福利社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我之后1972年的经历，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艰苦朴素的生活进入香港上层社会物质富裕的生活中——完全是一种苦行僧到奢侈挥霍者的急速转变，生活因此而失去了最初的纯真。在中国物质贫困的反衬下，我那些中国朋友所具有的精神与道德品质显得熠熠生辉。与此相反，美国的军人却以色情图片、故事和电影来填充精神世界的空虚。《时代》、《生活》以及《新闻周刊》等杂志提供给他们的也只是从感觉中想象出来的、发生在新奇世界的消息。在我看来，一切只能表明他们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以及对全球性事件认知混乱。你仅仅是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无法将其深深印刻在心上。一切都只是在眼前一闪而过，却未曾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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