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称病”，司马“入枢”

熙宁三年（1070）二月，神宗颁布制诰，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属于二府大臣，地位仅次于宰相、副宰相和枢密使，是枢密院的副长官，主管军事。按照本朝传统，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实际权力与其排序从来都不必完全一致：太宗朝吕端做宰相，寇准（962～1023）做副宰相，真正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寇准。仁宗朝庆历新政的两个实际领导人，一个是副宰相范仲淹，另一个是枢密副使富弼。眼前的例子也是明摆着的，王安石只是副宰相，可谁都知道，真正能够说服皇帝、主导政策走向的，不是宰相曾公亮、陈升之，而是王安石。皇帝的信任才是二府大臣权力的实际源泉。谁都知道，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政策主张的，而神宗一直是王安石的坚强后盾。王安石曾经明确地向神宗表示，司马光是反对派的旗帜，不能大用，用司马光就是为反对派“立赤帜”。如今，神宗却要司马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究竟是为了什么？

神宗让司马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时间，正在王安石“病告”期间。二月初五，王安石开始在家养病，六天之后，十一日，神宗发布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

王安石为什么要告病？因为前任宰相韩琦告了他一状。

韩琦告的却也不是王安石本人，而是王安石正在大力推行的一项政策—青苗法。青苗法的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农民自愿借贷，到收获季节还款，如此一来，农民有粮食吃，有种子种，又不必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而政府既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又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资本的膨胀，缩小贫富分化，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听起来两全其美，然而这只是青苗法的“设计意图”。韩琦在报告里说，他在河北看到的，落到实处的青苗法其实一点也不美：它变成了强制贷款，所有农户都必须借贷，富人可以多借，穷人只能少借。而且利率颇为不低，春天1000个铜板发下去，除非是遭遇大灾荒，到了秋天就必须得有1300个铜板交上来，不到半年，30%的利润率。而且这是政府的贷款，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后面盯着，谁敢拖欠，谁能拖欠？！ 韩琦的结论是，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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