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由于在科斯诺梅萨附近有3辆车发生了追尾，致使交通堵塞，因此我上班迟到了10分钟。但是我并不着急。我即使迟到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已经利用周末给我记得的父母的朋友们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知道我父母的个人财产怎样处理了。结果没有任何人知道。还有几个人甚至不愿意理睬我。

他们都不记得我是谁。

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者愿意告诉我殡葬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我的父母亲被埋葬在哪一块墓地，我只好去图书馆复印了圣地亚哥电话簿上相关的电话号码，打遍了所有的葬礼室，结果是最后一个。我问葬礼司仪，他是否知道我父母的遗物怎样处理了，他说他不知道。我问他谁为葬礼支付了费用。他说这些信息是保密的。他很理解我，也很抱歉，他告诉我假如我能够拿出任何足以证明马丁和艾拉·琼斯是我父母亲的东西，他会乐于将信息透露给我，但是不能在电话上告诉我。

“什么证明？”我问道。

“就是出生证明。”

我的出生证明在我父母那里保存着。

他确实把我父母的埋葬地点告诉了我，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记下了地址，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父母已经不存在了。我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根了。我没有了历史。我现在完全生活在现在。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戴维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工作，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我走过他身旁，脱掉外套，坐在了我的椅子上。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封面照例是一张斯图尔用专用稿纸匆匆写就的留言：“请将这些程序写成文献资料。12月10目前完稿。”底下草草签着斯图尔姓名的缩写，“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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