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第五次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放榜以后的流程，他闭着眼睛也能走：正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二月七日过吏部关试。关试后，便要拜见座主，参加曲江宴、杏园宴，在慈恩塔下前代进士们的名字后面题写上自己的名字。

礼部侍郎掌管贡举。整个长安恐怕没人比李商隐更精准地归纳大和五年（831年）以来历任礼部侍郎的性情习性：“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他们有个强烈的共同点——不喜欢他。

十九岁落第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还年轻，落第不丢人。现在他二十五岁了，好朋友令狐绹因为荫补被诏去长安做左拾遗，给李商隐寄送葛衣时，李商隐失落地回信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他的朋友飞黄腾达了，只有他，总是困在原地。

也不是他准备得不好，也不是他没有才能。李商隐的时代，科举已经由选拔人才变成了比拼人脉靠山的斗兽场。从前，试卷不糊名给了考生在考试之外用旧佳作打动考官的机会，现在的不糊名，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曾经爆出过一桩科举舞弊案：进士科三十三名上榜人中有十四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都是官宦子弟。进士科上榜是他们的父祖辈与考官的一次利益交换。官场震动，皇帝特别要求重考，考官也换成并不主管选举的主客郎中白居易和中书舍人王起。长庆科举舞弊案只是科场黑暗的冰山一角。甚至往后，屡屡有长安豪强的后代得到进士科上榜的殊荣，深究起来，都不可说。但一次进士考只取三十多人，“不可说”的多了，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那些，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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