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长安暴雨连天，粮食歉收，物价飞涨。玄宗被迫带着朝廷去洛阳找饭吃，国子监的学生食堂关闭，长安开太仓米两百万石，赈济四十万户——几乎每一户长安居民都需要赈济。基本的产粮区都出现了灾荒，国无三年之储蓄。开源节流，都迫在眉睫。同时，北庭都护谋反，唐与突骑施汗国已经剑拔弩张。在这样紧急的时候，玄宗起用张九龄与裴耀卿做中书令和中书侍郎，负责战事与漕运；李林甫做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特别负责整顿赋税，裁汰官僚机构的冗员。

玄宗时代，宰相并无品秩，甚至不是一个固定职位，五品以上官员，只要参与“平章事”便是做“宰相”。所以，宰相有许多不固定的名称：“参知政事”，在本官后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唯有“中书令”算是宰相的正名。李林甫、裴耀卿、张九龄都是宰相，张九龄为尊。

皇帝爱文学。科举选拔来的都是文学蕴藉的诗人，张九龄的朋友严挺之主持科举，更是把诗人们自然地聚拢在张九龄周围。相反，李林甫也有一些朋友，只有政治经验却没文化。这些人被圈在诗人们用鄙视的眼光铸成的链条里，根本没被诗人们正眼瞧过。严挺之曾经与李林甫的朋友户部侍郎萧炅（jiǒng）一道参加葬礼。萧炅摇头晃脑地把《礼记》“蒸尝伏腊”，读成“蒸尝伏‘猎’”。严挺之心里发笑，嘴上却问：“蒸尝伏什么？”不觉有错的萧炅便又大声道：“蒸尝伏猎！”严挺之转头便把笑话告诉了张九龄，并立刻奏上要把他调出去做岐州刺史。尚书省里哪能留这样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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