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相安无事地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我和马斐逊为“受资助人”项目整理了数据并做了些基础工作。我们还为五月份的杂志整理出一份有关破产的简报，为六月份的杂志撰写了一个有关买卖孤儿的翔实故事。

这之后，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情绪低落。我从保密电话服务处要来了想打的电话号码，然后拨过去。当电话那头接通时，我说：“你好，保琳。我是你的律师。”

“噢，是你，”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回答，“哪个律师？”

时值春天。就像以前一样，我说：“第一个。”我们约了个时间去凡·巴特喝几杯鸡尾酒。

乔吉特和乔治娅去佛罗里达了，两天后才回来。厄尔·贾诺斯在华盛顿，至少要待上几个小时，也可能一星期。今天是星期五。

那天晚上下班前，我走进罗伊的办公室，他与埃默里·马斐逊及伯特·芬奇正讨论着。据我了解，埃默里对“无罪恶的明天、科学彰显原因、金融指明途径”满是疑虑。

埃默里说：“理论上，我能明白‘受资助人’完全行得通。从保险费用和商业统计数据来看，我能理解对于少数碰巧受到资助的人来说，它很有效。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公司的人才库，那将会怎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此时的罗伊最自信、耐心和善解人意。“这应该是最终结果，”他说，“我认为相当不错。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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