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式”的理论与实际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中，当小莹对张叔伦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补充时，叔伦也对她的“补充”，提出理论性的“补充”，足使众姐妹大为折服——虽然据李兰的回忆，那时李兰、朱三妈、涂全胜、王秀英她们和李七爹，对“张书记的话”，一句也未听懂。

“张书记那时是我们山上山下的最高领导，”李兰说，“也是最忙的人。”叔伦认为山下那个“自卫大队”只是“乌合之众”，“迟早要出大纰漏”。那时秋收季节已近，当地原先解体了的国民党政权，已恢复了“乡镇建制”。日本人也搞出个伪政权，使原来的“三不管”的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三管地区”，而三方面的目标都是在争取“秋收”。等到他们由“三管”而“竞争”、而“摩擦”、而“冲突”、而“刀枪相见”，则地方农民就更要遭殃了。

所以张叔伦认为他工作的当务之急，第一便是对“自卫队”那批乌合之众，加强“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据共产党的“苏区经验”，抓“基层组织”，因为国民党“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些“乡镇干部”已逐渐形成一种新官僚体系、新地主阶层——他们不但与当地农民脱了节，与老地主（如林放鹤堂）也有尖锐的矛盾。这种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旧官僚、旧地主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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