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序

千家驹教授是当今大陆上数一数二的老牌经济学权威，也是30年代“文运”“学运”时代为那时青年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适的学生。1981年夏季，我返乡葬母，顺便应约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讲演，那时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电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当时大礼堂讲台之下则挤得水泄不通，炽热之情，更难忍受。看到当时听众的热情，又想到“大跃进”时，我们安徽的“贫下中农”饿死，儿时农村伙伴几乎死亡殆尽，一时悲从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评，说得我自己也声泪俱下。好在天气太热，用手帕在脸上擦个不停，别人看来也不知道是汗是泪。讲演既毕，听众学生对我起立欢呼，久久不停。讲后心情稍安定，深觉情绪过分激动，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们为难。当我向他们提出歉意时，孰知安徽师大的朋友们颇为开朗，说我虽然情绪激动，内容倒并不“过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驹教授曾来讲演，也是对经济工作上的错误的批评——内容和我讲的“大致差不多”。这一消息，当时对我倒是个不小的震撼——大陆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讲我这个华侨所敢讲的话！千家驹教授我在大学时代便心仪已久，但对他老人家脱帽致敬，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有种”！

今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千公伉俪访纽时间短促，我们都忙乱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共同时间向他再次请益了。孰知别后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东京寄来的长函。读之大喜过望，读后等不及吃午餐便执笔写此短序；也来不及向千先生写信请示，便把他的长函寄给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发表了。这点我得向千教授道个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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