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二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地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的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的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1895）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1898）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20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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