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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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擢升外戚张尧佐引发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但相隔不到一年,烽烟再度燃起。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赋闲在家的张尧佐接到了新的任命,宋仁宗不仅把宣徽南院使的头衔“还”了回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颇有实权的职事:判河阳(今河南孟州)。

细论起来,这真是让人有些搞不懂,宋仁宗到底是情到深处无所顾忌,还是生性比较健忘,好了伤疤便忘了疼。根据《曲洧旧闻》的记载,是温成的“枕边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还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说是有一天,温成将前去早朝的宋仁宗送到殿门外,抚着他的后背叮嘱道:“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连声允诺,结果刚下达旨意,就被包拯拦住一通数落。包拯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又是当着宋仁宗的面掰扯,结果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口水(“唾溅帝面”)。宋仁宗好不容易脱身回来,对着温成一通埋怨:你只管张口讨要什么宣徽使、宣徽使,却不知道像包拯这样的台谏言官有多难缠!

实事求是地说,上面的这段记叙,显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道任命恰似一颗划破长空的信号弹,让台谏言官的炮火再度对准张尧佐,铺天盖地猛轰过来。

在新一轮的交锋之中,“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再次充当急先锋,新账旧账搁在一块清算。他先是臭骂张尧佐“叨据非分”、“以尸厚禄”,接着痛批宰执班子“不念祖宗基业之重,顺颜固宠”,当然也没忘记捎带上宋仁宗,指责他“授受非当”,对上天、对黎民都没办法交代(“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最后,依然是颇具威胁意味的收尾:如果圣上您执意要滥赏,那我王举正就辞官,以此警醒那些不识忠佞的睁眼瞎!(“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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