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我母亲曾不很当真地考虑写一部自传。她这个人总是尽可能不直接写自己，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惊讶。“主要写自己，”她有一次对《波士顿评论》的采访记者说，“我感觉，似乎是通向我想写的东西的一个相当间接的途径……我从来都不确信，我的趣味、我的幸与不幸有什么足以示范的品质。”

我母亲1975年说这番话的时候还处在一次极其痛苦的化疗期间；她前一年查出乳腺癌第四期，已转移（那时候还是这样一种情况：患者的病情更多的是告诉家属而非患者本人）；医生希望，不过，正如至少其中一位医生当时告诉我的那样，并不真正预期能给她带来长时间的缓解，更不用说治愈了。就像她一贯的风格那样，她一旦又能写作，她就选择为《纽约书评》撰写系列随笔，后来这个系列以《论摄影》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不仅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传色彩，而且连《隐喻的疾病》这本书里她都几乎没有出现；要知道，假如她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因罹患癌症而蒙受的耻辱——尽管时至今日这种境况没那么严重了，却依然存在，通常是以自感耻辱的形式出现——她是绝对不会写的。

作为一个作家，她直截了当带有自传性的情况，我只能想起四次。第一次是1973年在她首次访问中国的前夕发表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作品是对她自己的童年、对她的父亲的思考；她父亲是个商人，他短得可怜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我母亲4岁那年他客死他乡（她从未随父母去过现在叫天津的那个地方的英租界，而是留在纽约和新泽西由亲戚和保姆照顾）。第二次是1977年发表在《纽约客》的短篇小说《没有向导的旅行》。第三次是《朝圣》，1987年发表，也是在《纽约客》。这是篇回忆录，说的是1947年少女时期的她在洛杉矶拜访托马斯·曼的事情；当时，托马斯·曼离乡背井，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兹。但是，《朝圣》首先是我母亲对她当时最钦佩的作家表达的钦佩；与惯常的做法一样，自我塑像远属于第二位。正如她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局促不安、满怀热情、着迷于文学的孩子与一个流亡之中的神”的一次邂逅。最后一次，我母亲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火山情人》最后部分有几个自传性段落，她在当中直接谈论——她从未在她已经出版的作品里，甚至访谈中这样谈论过——身为女人的话题；还有就是她2000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里有若干一笔带过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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