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自己在三十或三十多年以前写的东西可不是一件有益于身心的事。作为作家，我的活力促使我朝前看，觉得自己正在开始，此时此刻真的正在开始，这使得我很难遏制对于当初那个名副其实初出茅庐的写作者的不耐烦的心情。

《反对阐释》是我的第二本书，1966年出版，但是其中有些篇章是1961年动笔的。当时我仍在撰写《恩人》。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来到纽约——并非想创造一个新我，而是打算让我自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当的那个作家开始干活儿。我对作家的设想是：一个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的人。我一直有五花八门的兴趣，如此理解作家的职业便很自然。同样很自然，我认为在大都市里这般的写作热忱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包括我曾经就读的那些出类拔萃的大学，都无法与之比肩。让人奇怪的只是没有更多的人和我想法相同。

我知道《反对阐释》一书被人们看作是代表六十年代的示范文本之一，而且如今那段岁月已经成了传奇的年代。其实我并不愿意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类的标签。把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时代的生活以十年为单元打包是时下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对此并不热衷。当初人们并不称它为六十年代。对我来说那首先是我写头两部小说的年月，也是我开始派发有关艺术、文化以及意识的功能等等想法的时辰，那时这些想法不断袭扰我，使我不能专注于小说写作。我心里充溢着传播福音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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