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拍摄的画面是令人难忘的——这是摄影的最高价值标准了。因此，一位本世纪早期工作于新奥尔良的、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摄影家，他最近被发现的底片会成为摄影那日益扩展，永远也不会完整的历史中最受人推崇的发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八十九张处于不同受腐蚀、遭损坏状态的玻璃版就是李·弗莱德兰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在新奥尔良无意中发现并最终买下来的珍宝。1970年，弗莱德兰德经过巧妙的冲洗和精美的印刷后从中制作的一本影集由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发行。出版后不久，这本影集就名至实归地成为了经典。这套照片的所有特点都符合现在的品味：底层社会的素材；几近神秘的出处（一个名叫斯托瑞维尔的地方）；与摄影者实质上的无名状态和被摄者真正的无名状态相匹配的非正式的、反艺术的画面；它们如同随手拾来之物一样的身份，而且是一份来自过去的礼物。除此之外，还有使这些照片肯定无法流行的一点：摄影家拍摄的令人不安的、非常传统的题材被它们呈现得可信而又友善。正因为题材是如此传统，摄影家放松的观察方式才会显得那么别具一格。如果他当初留下的不止这八十九张玻璃底片，那么一旦某一天其他的底片重现于世，人们绝不会认不出这是贝洛克的作品。

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12年，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它们拍摄于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等。——译者">开始写作《珍妮姑娘》的1901年，或是凯特·肖邦出版《觉醒》的1899年，或是德莱塞动笔写作他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的1889年，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照片中人物宽大的衣服和丰满的身体可以被追溯至从1880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的任何一年。肖邦的第二部小说和德莱塞的第一部小说所受到的“内容下流”的指控非常冷酷无情，致使肖邦从此退出了文学创作，而德莱塞也产生了动摇。（由于预料到有可能会遭到更多类似的攻击，德莱塞在于1901年开始了其伟大的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后，曾将它搁置一边长达十年。）贝洛克的照片同样对“堕落的”女人表达出摆脱了俗套和淫猥心态的同情，虽然在他身上我们只能推测出那种同情的萌芽。一直到最近我们对这些照片的作者还一无所知，除了贝洛克的几个老朋友告诉弗莱德兰德的一些情况：他除了摄影之外别无爱好；“他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这是他在斯托瑞维尔的摄影对象之一对他的评价）；他讲话时带着“很重的”法国口音；他和土鲁斯劳特累克有点像，都患有脑积水而且身形矮小。据说这位长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新奥尔良中产阶级的子孙（他的祖父祖母都出生在法国）除了那些底层社会的作品之外还拍过一些相当传统的题材，如新奥尔良中国城里的鸦片馆。可惜这套中国城系列的作品一直没有被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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