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有这么一位作家，他在比较长的有生之年从未出过远门，最远只不过离开他出生的首都七十五英里，他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你打断我说，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吧；你说对了：他写了大量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书评、政治编年史，同时还是记者、杂志编辑、政府官员、公职竞选人、国家文学院的创始人兼首任院长；他奇迹般地超越了自身卑微的社会地位并克服了生理上的缺陷，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奴隶的儿子，直到年届五十岁时他的国家才废除了奴隶制；他还患有癫痫症）；尽管政务缠身政绩显赫，他还是设法完成了数量可观的小说和故事，这些作品足以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永久地占据一席之地，国人将他视为他们最伟大的作家，但是他的杰作在国外却鲜为人知，很少有人提及。

想像有这么一位作家，他曾经活在这世上，直到他去世八十多年以后，他最富创意的作品还在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时间的过滤通常公正不倚，丢弃名噪一时的，挽救被遗忘的，抬高被低估的东西。一位伟大的作家去世以后的日子，也是关于价值与永恒的神秘问题得以解决的时候。也许这一点是很恰当的：即这位身后没有给作品带来应有认可的作家自己生前对死后这一切的感觉竟是如此敏锐透彻，充满尖刻嘲讽，让人觉得可亲可敬。 关于个人声誉的论断同样——也应该——适用于人生。既然只有走完的人生历程才显现出它的轨迹，才昭示出一个生命的意义，一部欲下定论的传记作品必须等到传主去世以后方可下笔。不幸的是，自传作品无法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完成。几乎所有出色的虚构型自传都对真正的自传的局限性予以尊重，同时构想一种等而次之的对死亡的清晰阐述。与真正的自传相比，虚构型自传甚至更经常地作为暮年事业出现：一位年长（或者，至少是饱尝生死离别的痛苦）的叙述者从生活中隐退，开始从事写作。但是，虽然老年可能会赋予虚构型自传作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他或者她仍旧在生死界限的一边写作，而一个生命，一段人生历程，只有到了另一边才终将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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