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小说叫《少年天子》，单那名称就能满足我们民族对“皇帝”的埋藏极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将敬畏与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态。但实际上，“少年”与“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情形下，意味着灾难。试想，一个权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经够糟糕了，还赶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长之中，欲望骚然而理性闇弱的“少年”，岂非灾难？寻常人生，少年时代有如花朵，可这花朵一旦被捧到龙床之上，十有八九不是美和香的，而会变得丑陋，散发出一种少见怪异的恶臭。

弘治皇帝双腿一蹬“宾天”而去，他给亿万人民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君父”——古时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百姓的父亲；从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中华举国之民的福祉就全交与这位乳臭未干的“父亲”了。

有一个人最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宫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陛下。弘治已经病了一周，自知不久于人世，此刻他身着便服，强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辅刘健等来到御榻前叩头，“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来。’于是直叩榻下。”弘治这才开口说道：“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们）多费心。我知道。”话语恳切、温和，充满感激慰问之意；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刘健的手，“若将永诀者”，令人动容。他当众口授遗诏，由太监做了记录。然后，弘治对三大臣讲了最后一番话：“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多年后，李东阳把当日君臣对话的全过程，尽量回忆起来，记在他的一篇从政笔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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