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摹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他当然有所创造。

他提供了这样的认识：帝权危机，要从体制上解决。否则，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这是他按照老办法，杀了又杀之后所悟出的道理。由此中国的帝权，更上层楼。我们来看有哪些具体表现：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此为亘古以来之所无。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这是对唐宋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明代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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