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我们来见见现象学家。

萨特追随着现象学去了柏林，但他其实可以在一个更靠近家乡的小城市找到一个现象学家的核心聚集区：德国西南角上的弗莱堡，过了法国边境线就是。

西面隔着莱茵河与法国遥望、东面有幽暗的黑森林遮蔽的弗莱堡，是一座有大约十万人的大学城，当登山客与滑雪者去山里度假——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种时尚的消遣方式——路过此地时，人口就会激增。他们的钉靴、晒黑的膝盖、鲜艳镶边的背带裤，连同镶满圆盘的手杖（表明他们业已征服的路线），让弗莱堡的街道热闹非凡。除了他们和学生，更传统的弗莱堡居民，则生活在典雅的大学建筑和一座高耸的教堂的环绕之下——教堂那些像蕾丝花边般多孔的砂岩塔楼，在夕阳下焕发着玫瑰的色泽。再远一点，城郊在群山环绕之中爬升，尤其是柴林根的北部聚居地，在那里，许多大学教授有房子建在陡峭的街道上。

这是一座虔诚的天主教城市，也是一座知识之城，以神学院和大学为中心开展学习活动。现在，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团体：现象学家。起初，这意味着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一批追随者。1916年，他成为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后，带了许多弟子和学生过来，并且招收了更多，因而，在他1928年正式退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弗莱堡仍然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中心。弗莱堡被一个学生授予了“现象学之城”的称号，这位学生就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一个年轻聪颖的犹太裔立陶宛人，萨特后来会在巴黎买下他的书。列维纳斯的人生轨迹，是诸多现象学皈信者中的典型。1928年，当他看到镇上的某个人在阅读一本胡塞尔的书时，他已在法国边境外的斯特拉斯堡学习了一段时间哲学。因为好奇，他自己也读了这本书，然后当即办理了转学，打算当面跟随胡塞尔学习。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正如他写道的那样：“对于我在弗莱堡见到的那些年轻德国人来说，这种新的哲学不仅是一种新理论，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理想、历史的崭新一页，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Freiburg and the Black Forest （London：John Miles，193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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