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物， 74岁的吴宓“不胜伤心愤恨”，决定冒险“偷书”。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勇气。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 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了一些书回来。从吴宓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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