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心绪沉重而飘忽，如同那沉甸甸又飘飘然的漫天大雪。秋冬以来，皇帝的言行似乎发生了某种不可捉摸的变化，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心事。何种变化？何种心事？李斯似乎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某种影子，可又无法确证任何一件事情。以嬴政皇帝的刚毅明朗，不当有如此久久沉郁的心绪。然则，这又能说明何事？皇帝盛年操劳，屡发暗疾，体魄病痛自然波及心绪，不也寻常么？皇帝主持完王贲葬礼归来，第一件事便想减轻天下徭役，究竟动了何等心思，仅仅是听到了刘邦结伙逃亡与黥布聚众作乱么？果真如此，倒也无可担心。然则，皇帝的沉郁，皇帝那日听到关中老秦人流散情形后的肃杀默然，似乎都蕴藏着某种更深的意味。况且，历来敬重大臣的皇帝，那日径自将他一个人丢在书房走了，这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了。然无论皇帝如何扑朔迷离，至少，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皇帝开始思索新政得失了，开始想不着痕迹地改正一些容易激起民众骚动的法令了，提出改变徭役令便是显然的例证。那么，为何有如此动议？是皇帝对整个大秦新政的基本点有所松动，还是具体地就事论事？若是后者，无须担心，李斯也会尽力辅佐皇帝补正缺失。然则若是前者，事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了。举朝皆知，对大秦新政从总体上提出纠偏的，只有长公子扶苏一个人，扶苏的主张是稍宽稍缓，尤其反对坑杀儒生。若基于认可这种总体评判而生发出补正之议，将改变徭役征发当做人手处，则李斯便需要认真思谋对策了。原因很清楚，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总体制定者之一，又是总揽实施的实际推行者；帝国君臣与天下臣民对大秦新政的任何总体性评判，最重要的涉及者，第一是皇帝，第二便是首相李斯。而自古以来的鉴戒是，天子是从来不会实际承担缺失责任的，担责者只能是丞相；没有哪个臣子会公然指斥皇帝，更不会追究皇帝的罪责，但言政道缺失，第一个被指责的必然是丞相；丞相固然为群臣之首，但也是臣子，并不具有先天赋有的不被追究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也就是说，假若皇帝真正地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扶苏的主张，他这个首相便须得立即在总体实施上有所变更，向宽缓方面有所靠拢；否则，秦政“严苛”之名，便注定地要他李斯来承担了。可是，皇帝是这样么？他有意提到扶苏，皇帝如何还是一副厌恶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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