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教授微微摇头，说道：“书籍的修校本一定比初刻本更精确的说法，被当作一种常识了，其实不一定正确。我之前就说过，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是强者的历史，是为了统治的目的才修史，这是文化与政治的矛盾，进一步说是客观真实与实际需要的矛盾。就拿《筹海图编》来说，明清两代五版四修，改来改去，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此书初刻本后，胡宗宪因与朝廷奸党严嵩、严世藩父子有旧，以致株连下狱，那么他以前的主张就很忌讳，他主编的书，其命运可想而知。后来在万历初年，胡宗宪死狱一案被平反昭雪，他的子孙们便又抬头，想来想去，就在《筹海图编》上大做文章，甚至不择手段，动手剜改此书各卷下题，成了‘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昆山郑若曾编次’。这个版本，只提了一下原书作者郑若曾，将书中大部分有郑若曾字样的地方剜改，掠美于胡宗宪。到了天启四年，胡宗宪曾孙胡维极重刻此书时，索性将此书之作全归胡氏一门了。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郑若曾的五世孙郑起泓受命主持重新刊刻此书时，才又还美于郑若曾，澄清了胡宗宪后人造成的混乱。”

“请问教授，那么在康熙刻本中，是否加入了郑若曾后人重新考证的内容？”萧邦问。

“当然有，”教授说，“康熙刻本即为现在比较流行的大成本，其间不但有原作者郑若曾初稿后的修订内容，也有后世子孙考证的内容。郑若曾在编撰完此书后，胡宗宪曾力保他入仕，但郑若曾以前科举失意，对官场看得很淡，便归隐乡里，潜心学问。那么，他肯定对《筹海图编》进行过系统考证，只是胡宗宪一倒，他没有机会再刊出修校本，而将资料留给了后人。他的后人郑起泓受清廷委托，重修此书，虽然也是以嘉靖初刻本为蓝本，但其时海防形势有变，郑起泓还是作了一些更符合时代实际的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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