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破坏日本安定的两大毒害，即“下克上”与机会主义，又出现了。首先从中国传来消息说又取得一次大捷，陆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谈的要价；其次，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顾近卫和参谋本部的明确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虽然参谋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费了。在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国坚持说日本的条件范围太笼统。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回避，而本来就缺乏灵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断定蒋介石并不真想谈判，决定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即直接与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国人打交道。1938年1月16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期待新政权的建立与成长，求得合作。”

这个声明遭到知识分子和一些自由主义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石原也警告近卫说，这种政策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些抨击迫使近卫首相重新考虑其立场。他开始认识到，他的仓促声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无灵活性的或战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战争解决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办法。由于左右为难，疑团满腹，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却劝他干下去，否则，中国人会满有理由地认为他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这样就会比以往更难以取得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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