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有一个以“国家所有制”（简称“国有”，其实质是“政府所有制”）企业为骨架的完整工业体系。尽管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先进，但是它的规模和完整性、它对国外产品的替代作用确保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性。然而，随着80年代之后追求短期效益的观念逐渐主导政府的产业政策，受内在机制困扰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逐渐从辉煌走向没落、直至破产，这一现象在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尤为突出。

90年代制定的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政策，同时包含着“保存国家所有制”和“完善民族工业体系”两个目标，然而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矛盾：“保存国家所有制”意味着维持政府的高度垄断与控制；然而，在一个技术进步迅速的时代，“完善民族工业体系”更需要依靠企业管理者的自主决策和利益激励。政府的利益导向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使得当这两个混杂在一起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对前者（“保存国家所有制”）的考虑优于后者（“完善民族工业体系”）。各级政府在90年代对本土民营企业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时的阻拦、刁难，正是这种利益考虑的反映。[附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放松了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兼并的限制，但是能够进入兼并市场的“民营企业”通常不是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生产型企业，而是与政府高级官员具有密切利益关联的“特殊机构”。中国政府之所以出现政策的急剧变化，其真实的背景是权势阶层（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急于“化公为私”。关于“权贵私有化”的论述参见第3.2-4节《政府垄断下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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